Abstract	一本作文书的来路
Authors	Walter Fan
Category	Journal
Status	v1.2
Updated	2026-07-14
License	CC-BY-NC-ND 4.0

一本作文书的来路

女儿读中学时，作文不算强项。我替她找过作文书，也看过不少教人快速提分的办法。书名大都很有把握：满分作文、万能素材、名师模板，仿佛写文章跟套公式差不多，只要把开头、事例和结尾依次装进去，分数就会从另一头出来。

我对这类书一向不太信任。那种“开头排比、中间三个事例、结尾升华”的套路读多了，孩子写出来的东西，跟 AI 批量生成的没什么两样：句子都对，就是不像人话。

当然，模板并非无用。我自己写了多年技术文档，知道事故报告若没有模板，关键时间点很容易漏掉；手术记录、实验报告更不能随着性子写。但作文毕竟不是故障工单。孩子一旦把模板当成文章本身，句子看上去齐齐整整，读完却记不住她究竟看见了什么、想到了什么。

我于是换了个方向，不再搜“怎样押中高考作文”，转而找老一辈怎样讲作文。检索结果里出现一本《写作力》，副标题是“写好文章的技巧、戒律与规范”。名字很像近年流行的实用书，作者却是高语罕。编校说明说，这本书原名《国文作法》，上海亚东图书馆在一九二二年初版。

我先注意到的不是书，而是作者的籍贯：安徽寿县正阳关。

寿县离我的老家不远。安徽人认老乡，尺度有时放得很宽；出了省，一句“都是安徽的”就足以攀谈。我原本只想给女儿找本作文书，因为“寿县”两个字停下来，多查了几页。这一查才发现，书的大半内容出自上海一所短命的女校，自序却写在驶往欧洲的邮船上。

这本作文讲义为什么会从这样的课堂里长出来，又为什么在邮船上收尾？我想把这件事弄明白。

一本作文书带出的一长串履历

最初顺手查高语罕时，我越查越坐不住。这位老乡的经历，单拎出哪一段，都够普通人过一辈子：

• 早年考进安庆陆军测绘学堂，一九〇八年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，那时辛亥革命还没有发生；
• 新文化运动中，他是《青年杂志》和《新青年》的撰稿人，与陈独秀长期相识；
• 一九二二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，同时参与中共旅欧组织的活动；
• 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，后来参加南昌起义。

至于他何时入党，公开材料从一九二〇年写到一九二三年，并不一致。本文只采用“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”的说法，不把某个存疑的年份钉死在简历上。

我盯着这一长串履历看了半天，心里冒出一个很不合时宜的念头：合着我找作文书，竟找出了一位总在教科书边角出没、却被我完全错过的人物。而那本让我“撞见”他的《国文作法》，在这些经历旁边几乎只是一个脚注。我反倒想看看，这个脚注里到底写了什么。

两个年份

先从书的版本说起。

今天比较容易买到的《写作力》，由中国华侨出版社二〇一九年出版。目录经过现代化整理，章节标题也改得更适合今天的读者。书末的编校说明称，底本是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二年初版的《国文作法》。中国作家网介绍亚东图书馆的出版史时，也把《国文作法》列入这家书店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黄金时期出版的书目。

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二四年出版的《近代名人文集丛刊：高语罕卷》，影印的是一九二七年亚东图书馆铅印本，分装在第三、第四册。两个年份看似相撞，其实说的很可能不是一回事：一九二二年是初版，一九二七年是后来的印本。旧书流传百年，先看到哪一版，常取决于哪一版侥幸进了图书馆、书目或数据库。

这点小小的版本差异，倒提醒我不要把现代重排本直接当成一九二二年的原貌。今天读到的标点、分节乃至小标题，未必全是作者当年的安排；但书的主体、自序和那些带着时代口气的段落，仍能让人辨认出它最初的样子。

高语罕在自序开头交代了书的来源：

此书强半为吾在上海平民女校之讲演，其余则今夏浪游西湖时续成之作也。

“强半”就是大半。换句话说，这并不是一位学者坐在书斋里凭空设计的作文体系。书中至少一半内容先被讲给学生听过，剩下的部分是在西湖一带补成的。自序末尾还有一个很容易被略过的署名地点：“高语罕于 Andre Lebon。”

Andre Lebon 是当时往返远东与欧洲的法国邮船。高语罕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与章伯钧、郑太朴等人从上海出发，去德国留学。这部作文讲义从上海的课堂带到西湖，最后又上了远洋邮船。自序落笔时，写书的人已经离开中国，下一站是哥廷根大学。

一所不是“贫民女校”的学校

《国文作法》的来路，关键在“上海平民女校”六个字。

一九二二年二月，平民女校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开办。这里是石库门里弄，后来道路和门牌都有变化，旧址大致在今天的成都北路一带。学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招生，由李达主持校务，王会悟协助日常管理。它前后招收的学生只有三十多人，到当年年底就因经费困难等原因停办。

不到一年，三十来个学生，放进近代教育史里，几乎看不见。

可这所学校对“平民”二字有很明确的解释。当时有人把它误会成“贫民女校”，教员沈泽民特地在《妇女声》上写文章说明：所谓“平民”，不是慈善家居高临下地救济穷人，而是与“贵族”相对；这里既是平民求学的地方，也是“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”。

学校在《妇女声》刊登的广告把主张说得更直接：

现在大家多主张女子解放。但是女子解放究竟从哪里做起？一须有相当的知识；二须有相当的技能。有相当的知识，思想的束缚便解放了；有相当的技能，生活的束缚便解放了。

这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。学校分读书部和工作部，读书部又分初级班与高级班。年长失学的女工可以在初级班补国文、英文、算术；已有一些基础的学生可以选修社会学、经济学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和教育学。无力负担生活的学生，还能在工作部做缝纫、织袜等工作，以工资维持学习和日常开销。半日做工，半日读书，知识与谋生技能被放在同一张课表上。

教师名单很是吓人：陈独秀讲社会学，高语罕、邵力子讲语文，陈望道讲作文，沈雁冰和沈泽民等人讲英文，李达讲数学。放到今天，大概能做出一张“民国最强师资”的海报。不过我更想知道，坐在下面听课的是些什么人。

她们的年龄、家境和受教育经历并不相同。其中有些人年长失学，有些没有能力脱产读书，有些还要靠手工劳动补贴生活。她们学习国文，并不只是为了在试卷上拿一个分数。读懂一则启事、写一封信、把自己的经历和主张讲清楚，都可能改变现实处境。对这些学生来说，文章不是锦上添花的才艺，而是一件刚刚到手的工具。

面对这样的学生，若从骈散之争讲起，或者让她们熟背典故，大概讲不了几堂课就得散伙。为什么要写文章，材料从哪里来，怎样让别人看懂，写完以后怎么改，这些才是她们用得上的东西。《国文作法》就是这么讲出来的。

“文成而法立”

《国文作法》开头先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：文章原本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语言，古人又说“文成法立”，先有文章，后人才从中归纳出法度。那么，作文真的有一套预先规定好的“作法”吗？

高语罕没有把自己的教材吹成秘笈。他在自序里说：“夫为文本无成法；文成而法立。”他知道替文章立规矩，难免有“代大匠斫”的嫌疑。写作者各有性情，文章也随内容而变，不可能拿一把尺子量到底。

但他紧接着又替“作法”辩护。语言说完即逝，文章却能“传之千百世”“传之千万里”，因此组织必须比日常说话更精密。古今文章里那些反复有效的组织方法，可以抽绎、分类、归纳，给初学者当作参考。它不是不可越过的法律，更像学走路时扶一下的栏杆。

市面上很多作文书的问题，不是教方法，而是把方法说成标准答案：开头必须设置悬念，中间必须安排转折，结尾还得升华一下。文章仿佛是个零件固定的产品。高语罕却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我讲的只是一个入口，别把它当成规矩和音律。

看到这里我有点意外。一个写作文教材的人，第一件事竟是劝学生别迷信章法。这话说得厚道。

一套完整的“写作操作系统”

我原以为《国文作法》只是一本浅显的识字作文读物，翻过目录才发现，它其实搭起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写作体系。

全书分上下两编。上编讲不分文体的通法，包括为什么写、如何命题、怎样立意和取材、怎样布局起草，以及怎样修改。下编把文章分成叙述文、描写文、解说文、论辩文四类，分别讨论写法。这种“四分法”并非高语罕一人首创，却与后来学校里常讲的记叙、描写、说明、议论已经十分接近。

更有意思的是他安排内容的顺序。他没有一上来就教“漂亮开头”和“精彩结尾”，而是先问为什么写、写什么、事实是否确切、思想是否明白、文章给谁看；讲完文章的戒律，才进入形式和精神上的技巧。形式包括文字怎样漂亮、有生气，怎样使用比喻，怎样让开头有力、结尾有韵；精神则包括有情、有立场、有洞察、有气势。

这几句话，我倒很想说给女儿听：别先学花架子，先把一件事老老实实讲明白，讲给一个具体的人听。先有诚意和立场，再谈技巧。

题目要小，材料要实

他给命题列出的建议里，有一条今天看起来尤其眼熟：“要具体的，不要抽象的。”接着连举三组例子。与其写“中华民国之革命”，不如写“武汉起义”“袁世凯称帝”或“孙文北伐”；与其写“人情的狡猾”，不如写“女学生受骗”或“一个生产的妇女”。题目还应来自自己的经验、观察、想象，或者对所研究学科的见解。

今天写“时代与青年”“科技与未来”，听着很有气势，真正下笔，常常只剩几句现成道理。题目小一点倒不轻松，人物、动作、时间和因果，都得老实交代。

我起初查高语罕，恨不得把马炮营起义、新文化运动、留德、黄埔、南昌起义和托派问题全装进一篇文章。每一件事都很大，每一件事也都容易只剩下一个名词。回过头读《国文作法》，反倒应该听作者的劝，先守住这本小书。

取材的方法也很实在。高语罕让学生先把从书上查来的、见闻中得来的、亲身经历过的想法，一条一条记在纸上。此时它们只是“一堆儿材料”，还不是文章。接下来要选择、排列，决定哪层意思在前，哪层在后，哪层放在中间，再把每段大意扩充成草稿。

写完也不算完。他要求作者自己修饰，应加的加，应删的删，然后朗读两遍，听有没有“不自然的声调、不明显的语句、不响亮的字眼”。一百年前的课堂没有文字处理软件，更没有自动校对，最可靠的工具是自己的耳朵。

给女儿找作文方法时，我也常劝她把文章读出声。眼睛容易顺着自己原来的意思滑过去，耳朵却会在拗口处停下来。那时我并不知道，这位安徽老乡早已把同样的办法写进教材。

第四种要素

书中谈文章的要素，先用了一个很像理科老师的比方：氢和氧结合成水，几种元素结合成空气；同样，有事实、有思想、有语言，才能成为文章。

这个比方未必经得起今天严格的化学推敲，课堂效果大概不错。至少它把三件容易混在一起的事分开了：事实是文章所依据的东西，思想是作者对事实的认识，语言负责把两者传给别人。只有语言而没有事实和思想，文章会成为空壳；只有想法却没有合适的语言，别人仍然收不到。

讲完三种要素，高语罕又补了一种：

还有一件差不多也可以算是文章的一种要素。什么呢？就是文章的读者。我们要作文的时候，先该问自己：我这篇文章是作给谁看的？先生呢？同学呢？或是一般青年呢？一般社会呢？

他接着说，如果不认清读者是哪一等人，文章的态度、风格、神情、语气，以及“选事立词”，都不能恰到好处。

高语罕面对的是一群年龄、基础都不相同的学生，不能假定她们熟悉同一套典故，也不能只顾自己讲得高明。他说的“选事立词”，在这间教室里不是理论，是每天都要过的一关。

“文章是给谁看的”，在学校作文里又是一个略显尴尬的问题。试卷上的直接读者只有阅卷老师，可题目常要求学生写给朋友、家人或“亲爱的同学们”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需要在规定时间里，同时面对题目设计者、阅卷者和想象中的读者。写得太像日常说话，怕不够规范；写得太像范文，又容易失去自己。所谓作文腔，常常就是在这种夹缝里长出来的。

高语罕没有办法替今天的学生解除考试规则，但他至少提供了一把尺子：每写一句，可以问它到底要说给谁听。对象一旦具体，许多虚张声势的话自然就说不出口。

五条戒律

《国文作法》最容易被今天的出版者拿来做宣传的，是“文章的戒律”：戒虚伪，戒夸大，戒堆砌典故，戒模仿，戒轻薄。

五个标题短而硬，像贴在教室墙上的训条。不过，只把它们抄成清单，也可能抄出另一种模板。放回一九二〇年代初，它们防的是旧文章里的套语、典故和腔调跟着白话文一起混过来。

改写成白话，不等于马上就会说人话。旧套语会跟过来，新主义、新名词也会变成新套语。高语罕反对堆典故、反对一味模仿，说到底，是要学生先对自己的经验负责。

“戒虚伪”和“戒夸大”尤其值得与前面的“确切事实”连起来读。他承认文学可以写想象，但普通应用文章应以过去、现在或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为基础。初学者至少要写“能以见诸事实的理想”。文章可以有立场、有感情，却不能因为立场正确、感情强烈，就省掉查证和分析。

这本书也有明显的时代立场。高语罕要求作者以客观眼光、平衡心理、唯物史观和谦虚诚恳的态度观察问题，主张站在民众的位置说话。今天的读者未必要接受他的全部判断，但不能把这些段落从书里抹去。对他而言，作文从来不是中性的文字游戏；写什么、替谁说、怎样看待事实，属于同一件事。

有意思的是，他又提醒学生，感情丰富、站在民众立场，仍然可能写出“很危险的文章”，因为感情太盛容易失之偏颇，站在民众的位置也不等于不会犯错。要避免这两种毛病，必须有经验、有研究、有彻底了解和精密分析，合起来才有“深刻的观察”。

能说到这一层，比只喊“文章要有立场”难得。立场不能代替事实，热情也不能代替研究。

百年后，作文还在犯这些毛病

一百年过去，作文题目和考试办法都变了，高语罕列出的五条戒律却没有过时。今天常见的作文毛病，大致还能一一对上：

高语罕的戒律	今天作文里的毛病	常见表现
戒虚伪	空话套话	没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开口便是人人都能说的道理
戒夸大	夸张拔高	一件小事非要推出人生、时代乃至民族精神
戒堆砌典故	堆素材	名人名言和热点案例挤在一起，彼此没有关系
戒模仿	套范文	万能开头、固定转折、标准结尾，换个题目仍能照用
戒轻薄	追金句	只顾句子醒目，把复杂的经历说得又快又轻巧

孩子这样写，未必是懒。他们面对的是有限时间、固定题目和一个看不见的阅卷人，最安全的办法自然是少写自己，多说公认正确的话。范文看得越多，越知道什么句子“像作文”，却未必更清楚自己究竟想说什么。

这些毛病也不是孩子专属。我写技术文档和工作总结时同样会犯：事实还没查清，框架先搭得气势恢宏；材料不够，便塞几个术语撑场面；结尾总想上升到战略意义。成年人不过是把作文腔换成了职场腔。

所以我现在看一篇作文，会先留意里面有没有具体的人和事，再看那些漂亮句子是否真有用。删掉几句大话，把一件小事说准确，文章往往反而站得住。

把《国文作法》放到手边

我给自己留了一张便笺，写文章时可以放在手边。

动笔前先问四件事

• [ ] 事实：我写的是确切的事实，还是想当然？
• [ ] 思想：我到底想让读者相信什么，观点立住了没有？
• [ ] 语言：用的是明白通行的话，还是绕、是装？
• [ ] 读者：这篇东西到底写给谁看？

写的时候守五条戒律

• [ ] 戒虚伪：不说假话，不无病呻吟
• [ ] 戒夸大：不言过其实，少用空洞的大词
• [ ] 戒堆砌典故：不掉书袋，不堆术语凑分量
• [ ] 戒模仿：写出自己的话，不必学谁像谁
• [ ] 戒轻薄：不油滑取巧，不靠廉价金句

形式上再过几关

• [ ] 开头有力，结尾有韵
• [ ] 善用比喻，把抽象的事讲具体
• [ ] 全篇是一个有机体，文脉贯通，详略得当
• [ ] 写完朗读两遍，听听有没有不自然、不明白、不响亮的地方

精神上的几件事

• [ ] 有情：自己先被打动，读者才可能被打动
• [ ] 有立场：站在谁的角度说话，心里要清楚
• [ ] 有洞察：能不能比表面事实多看见一层
• [ ] 有气势：通篇有没有一股贯穿的精神

在芜湖试过的办法

要找《国文作法》的源头，还得从上海往回走，回到安徽芜湖。一九一六年秋，高语罕到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任教，后来兼任学监。

我更关心的是，他在芜湖教过哪些人。

在省立五中，他与刘希平等人推动学生自治，改革国文教学，又陆续办工读学校、平民夜校和商业夜校。夜校学生包括店员、学徒、人力车夫、纱厂工人及平民子弟。白天做工的人晚上来上课，教师若照着旧式尺牍讲“顿首”“谨启”，未必完全无用，却很难回答他们眼前的问题。

高语罕把课堂讲义编成《白话书信》，一九二一年一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。第一版收一百封信，内容不只教称谓和格式，还借书信谈家庭、社交、工商、求学以及当时的社会问题。书信在这里既是文体，也是把新知识送进日常生活的容器。

他在一九二〇年给胡适的信里，提到自己正整理三年来教授的国文，要给中学生做“新文字的指导者”。他称这些内容是“大胆试验过的”，同时抱怨一些国文教师还在《古文辞类纂》里打转。话说得很冲，背后却有课堂经验支撑。他不是先相信白话文应该有用，再写书证明；他已经在中学和夜校里试过，知道哪些话学生听得懂，哪些文章能进入普通人的生活。

《白话书信》的销路也证明社会上存在这样的需要。它不断修订，到第四版时已由一百封增为一百零六封。高语罕在一九二二年的序言里说，书能到第四版是“始愿不及此”，他惦记的不是评论家如何评价，而是这点劳作究竟对“青年男女同志”和“平民社会及劳动阶级的兄弟姊妹们”产生了好的还是坏的影响。

关于这本书后来究竟卖了多少，资料说法不一。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再版三十九次，发行十万册以上；另有材料根据一九三二年前的版次和翻印本，推算数量更高。精确数字不容易核实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它并非一本无人问津的小册子，而是亚东图书馆的重要畅销书之一。

《白话书信》写给芜湖夜校的店员和工人，《国文作法》讲给上海平民女校的学生。高语罕每次都是先看坐在下面的是谁，再想该怎么讲。这大概就是他一再追问“文章作给谁看”的来路。

讲义背后的人

高语罕回国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还与邓演达、恽代英、张治中一起，被黄埔军校内的右派称为“黄埔四凶”。这些称号够热闹，却容易让人漏掉另一条安静得多的线索。

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近年整理的高语罕著述目录里，还有另一条不那么耀眼的线索。一九三三年有《文章及其作法》和《语体文作法》，一九四〇年有《作文与人生》，一九四五年还有《中学作文法》。从芜湖夜校到平民女校，再到生命晚期，教人怎样写文章并不是他早年的偶然副业，而是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工作。

一九二九年，高语罕因参与托派组织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。此后他与陈独秀长期往来，陈独秀被捕后，他避居香港；抗战期间又随陈独秀辗转到四川江津。两人晚年一度失和，陈独秀一九四二年去世后，高语罕仍前去奔丧，写下《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》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回到南京，以卖文为生，晚景清寒，主要靠旧日学生接济。

关于他的生卒年份，现有材料并不完全一致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二〇二四年汇编采用“一八八八至一九四八”，一些较早文章则记为“一八八七至一九四七”，也有资料把去世日期写作四月二十三日。若没有更直接的户籍、讣告或墓葬材料，不宜把其中一种说法装成毫无疑问的定论。能大致确定的是，他在四十年代末病逝于南京，身后葬在南门外花神庙一带。

这倒有点讽刺。他在书里反复强调“确切事实”，自己的生卒年却说不准。离开历史舞台中央以后，一个人的材料也就更容易散失。

政治标签会随时代变化，课堂讲义倒留下了他的工作习惯：面对一群基础不一的学生，他先问怎样才能让人听懂。比起“最受欢迎的教官”之类称号，我更愿意记住这个细节。

一条自己选的路

我不太想用“站错队”“下场惨”这类词概括他。现有材料连他的生卒年都不能完全对上，用几个今天流行的词给他的一生结账，未免太省事了。

高语罕与陈独秀的关系也不是一句“始终追随”就能说完。他们长期同进退，晚年却因误会和外人挑唆一度失和。陈独秀去世后，高语罕仍赶去奔丧，参与料理后事并写下悼文。我记住的是这一笔：吵过，绝交过，人走了，他没有撇清关系。

今天职场里爱讲“及时止损”，这词当然有道理，我也常用。可若拿它衡量所有选择和交情，未免把人生活成了一张损益表。

再说给一个孩子听

我把《国文作法》里的几条讲给女儿听过，但没有把它当成什么祖传秘笈，更不敢说一本百年前的书能直接提高高考作文分数。她后来高考语文发挥不错，最终省内位次一千出头，考入临床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。这个结果首先来自她自己的努力，也来自学校老师长期的训练，与我偶然翻到哪本书不能强拉因果。不过从父亲的角度，我仍然庆幸当时多点开了几页。

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此前从没听过高语罕。可一个人值不值得了解，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。历史里这样被错过的人很多，多翻几页，是一种很便宜的见识。

乡情在这里是一根奇妙的钩子。要不是“安徽寿县”四个字，我大概就从搜索结果上划过去了。我们对世界的好奇，往往需要一个具体入口。对孩子也是如此，与其一上来讲大道理，不如先告诉她：“咱们老家出过这么一号人物。”

临床医学与写作看上去相隔很远，其实都要面对具体的人。病史写给接诊医生，知情同意书面对患者和家属，论文写给同行；同一件事，事实不能变，表达的顺序、详略和用词却要随着读者改变。高语罕所说的事实、思想、语言和读者，并不只在作文考场里有用。

书名后来变成了《写作力》，当年的课堂也早已散了。我绕了一大圈，记得最牢的还是高语罕那个问题：

我这篇文章是作给谁看的？

我原本是在替女儿找作文书。沿着这句话走了一圈，最后找到的不是一个万能开头，而是一本书的来路。

资料说明

本文主要依据高语罕《国文作法》的现代编校本《写作力》（中国华侨出版社，二〇一九年）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《近代名人文集丛刊：高语罕卷》（二〇二四年）的书目资料。文中原书引文按现代标点酌作整理。

平民女校的办学时间、课程、工作部及师生情况，参考《学习时报》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刊载的《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》、平民女校旧址公开的《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校规》资料，以及《妇女声》“平民女校特刊号”的相关转引。

高语罕在芜湖办学及《白话书信》的版本、发行情况，参考王军《白话书信：一部再版39次的书》（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，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）。亚东图书馆的出版背景，参考中国作家网《新文化运动与亚东图书馆》（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）。不同资料对高语罕生卒年份、入党时间和部分经历记载不一，正文对无法进一步核实之处保留异说或采用概括表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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