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会议三十年 · 序章：当世界被按下暂停键

2020 年春天，世界忽然安静下来。街上没有车，学校没有铃声，机场的航班信息屏一整排都标着红色的"取消"。而在无数人家里那张临时拼凑的书桌上，一个小小的方形视窗亮了起来——里面挤着九张、十六张、二十五张脸。

一

2020 年 3 月，我家书房的窗外，是一条平时早高峰会堵上半小时的马路。

那个早晨，它空得像一张刚擦干净的桌子。

我端着一杯凉掉的茶，站在窗前看了很久。一辆车都没有。一个人都没有。只有一只野猫，慢悠悠地从马路正中央踱过去，像是终于想通了这条路本来就该是它的。

我那年四十五岁，在"让相隔千里的人坐进同一间会议室"这件事上，已经忙了近二十年。从合肥的一间研发中心起步，一路做电话会议、做音视频服务器、做那些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听说名字的后台系统。我们这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做得越好，越没人知道你的存在。会议顺畅地开完了，没人会想起背后有一群人。只有当画面卡住、声音变成机器人、会议怎么也加入不进去的时候，全世界才会同时想起我们——然后骂一句。

那天早晨之前，我以为自己会一直这么默默无闻地做下去，做到退休。

那天早晨之后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二

事情是几周之内发生的。

先是新闻里出现一个陌生的城市名，然后是一种陌生的病。接着学校停课了，公司让大家"在家办公"，再接着，整座城、整个国家、半个地球，像被同一只手按下了暂停键。

人们被关在各自的家里。但生活不能暂停——课还得上，班还得开，合同还得签，医生还得看病人，老师还得见学生，连婚礼和葬礼，都还得办。

于是所有这些事，一夜之间，全都涌进了那个小小的方形视窗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几周，无论是公开报道里的行业数据，还是我们公司自己的后台曲线，每天早上都比前一天更吓人。一个原本只在科技圈和大企业里流传的产品名字，忽然变成了一个动词。

人们不再说"我们开个视频会议"。

人们说："我们 Zoom 一下。"也有人说："我们 WebEx 一下。"

老师在在线视频会议里点名，孩子在里面举手。公司在里面发年终奖通知，也在里面裁员。有人在里面结婚，宾客的脸排成一面墙；有人在里面参加亲人的葬礼，因为他被困在另一个国家，连最后一面都只能隔着屏幕。

那个视窗，几周之内，从一个"工具"变成了"基础设施"。就像自来水，就像电。你平时不会想起它，可一旦没有它，整个生活就停摆。

三

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数字，让我反复核对了好几遍，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。

疫情之前，Zoom 平台每天的会议参与人次，大约是一千万。这个数字已经不小了，是这个行业辛苦做了好些年才攒下的。

到了 2020 年 3 月底，这个数字变成了两亿。

再过些天，三亿。¹

三十倍。

我做了近二十年的工程，太清楚"三十倍"这三个字背后意味着什么。它不是把按钮多按几下那么简单。它意味着机房要扩容、全球的流量要重新调度、那些平时安安静静运转的系统，要在几周之内扛住三十倍于平时规模的压力——而且一秒钟都不能停，因为屏幕另一头，是一个等着上课的孩子，一个等着确诊结果的病人，一个等着见亲人最后一面的人。

我知道，在世界的另一端，一定有一群和我一样的人，正守在他们的"作战室"里，几天几夜不合眼，盯着那些不断飙红的曲线。

那种感觉很奇怪。

全世界都在赞美这项技术，说它"拯救"了这一年。可被赞美的，是产品的名字、是公司的股价、是那位创始人站在纳斯达克钟前的笑脸。

没有人会想起，撑住这一切的，其实是无数个守在屏幕前、名字永远不会被印在任何地方的普通人，和他们一行一行写出来的代码。

我端着那杯凉茶，站在空荡荡的马路前，一时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。

不是骄傲。也不全是委屈。

更接近于——

全世界终于在一夜之间，"读懂"了我们造了这么多年的东西。可他们读懂的，只是那个发亮的视窗。视窗背后那条又长又笨的路，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

四

那天晚上，我没怎么睡着。

脑子里翻来覆去的，不是当下这场风暴，而是一些很久以前的事。

我想起自己刚入行那几年，第一次走进 WebEx 合肥那间研发中心的样子。那时我们做的产品，连"云"这个词都还没有流行起来。我们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，会在近二十年后变成全世界离不开的东西。我们只觉得，这活儿"挺有意思"。

我想起我的一位前老板。他叫朱敏。一个在稻田里插队七年、30 岁才上大学、被时代耽误了整整十年、此后一辈子都在"抢时间"的宁波人。48 岁那年，他和一位印度裔的伙伴，在还没有"SaaS""云"这些词的年代，押注了一张铺满全球的网，造出了这一切的起点——WebEx。

我还想起另一个人。一个山东青年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被美国签证官拒了八次、第九次才进得了门，刚到硅谷时几乎不会说英语。他从 WebEx 最早的一批工程师做起，后来去了思科，再后来，带着四十多个工程师离开，重新造了一条船。那条船，叫 Zoom。

这三家公司——WebEx、思科、Zoom——我后来居然都待过。2023 年 8 月 17 日，我离开了思科 / WebEx，加入合滨机器人公司；2024 年 12 月 23 日，我加入了 Zoom。

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：原来我这二十多年走过的，不是三条不同的路。

那是同一条河的三段河道。

水一直在往前流。我只是恰好坐在船上，从上游漂到了下游，看着两岸的风景从一种样子，变成了另一种样子。

五

所以这本书，要从头说起。

要从全世界还没人想过"在屏幕里见面"这件事开始说。

要说那些昂贵的、笨重的、最终一败涂地的早期尝试；说互联网怎样把通信从电信公司手里抢过来，交到一群不打领带、习惯熬夜的年轻人手上；说朱敏怎样在一次挫折之后，反手又赌了一把更大的；说袁征怎样从一个被拒签八次的移民，长成一个让巨头都睡不着觉的人；说一家先驱公司怎样被巨兽收编，又怎样被自己的"孩子"反超，直到一场瘟疫把它同时推上神坛和火刑架。

也要说我自己。说一个普通工程师，身在这一切之中，那些没人看见的疲惫、骄傲和困惑。

这不是一本成功学。我没什么成功可以教人。

这也不是一篇技术白皮书。那些 T.120、H.323、SFU、端到端加密，我会讲，但我不会拿它们来唬人——它们在这本书里，从来都只是某个人在某个深夜，必须做出的某个艰难选择。

这是一群普通人，怎样从一无所有开始，造出一家公司、一款最后被几十亿人用上的产品的故事。

也是一个问题：当世界终于离不开这项技术时，那些默默造船的人，到底得到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？

六

窗外的天，慢慢亮了。

那条空荡荡的马路上，野猫早就不见了。马路还是空的，红绿灯还在尽职尽责地变着，红、绿、黄，给一个没有车的世界打着永远不会有人回应的信号。

我合上电脑，准备去睡两个钟头，等会儿还有一场凌晨的全员视频会议——那阵子，全世界的会议都搬到了线上，连"开会讨论怎么扛住更多的会议"这种事，也是在会议里开的。

临睡前，我又想起 1964 年的一件旧事。

那一年，纽约世界博览会上，有一家叫贝尔系统的公司，摆出了一台叫"Picturephone"的机器，宣称人类从此可以"在电话里看见对方"。在 Bell System 的展馆里，参观者可以坐进 Picturephone 展位，和附近展位、偶尔也和加州 Disneyland 的对应展位进行视频通话。²

许多人排队体验它。Bell Labs 事后访问了数百名体验者：有人觉得看见对方很重要，也有人觉得并没有必要。Bell Labs 的市场宣传则继续把它描述成一种能让远方的人面对面的未来。²⁴

然后它失败了。彻底地、壮烈地失败了。³

整整过了五十六年，到 2020 年这个被按下暂停键的春天，那种"让远方的人面对面"的承诺，才以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，半真半假地兑现了。⁴

距离没有被消灭。它只是被压扁了、被切成了一个个 1080p 的小方块，塞进了每个人的屏幕里。

而我们这本书，就是要回到一切开始之前——

回到那个排在贝尔系统馆门口、想看一眼远方的脸、却又怕被人看见自己的脸的老先生那里。

回到那只被锁进木箱、等了三十年才被人重新打开的幻梦那里。

镜头倒带。

故事，从那里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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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那个春天，全世界第一次同时意识到：原来"见一面"这么难，又这么简单——难的是身体，简单的是屏幕。 我们花了五十多年，才把技术展馆里的一个承诺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。 这中间的每一步，都是有人在替你走的。 这本书，写的就是那些替你走路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