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络会议三十年 · 第五章 · 插队知青朱敏

1948 年，朱敏生于宁波。等他终于能重新坐进大学教室时，已经接近 30 岁，身边多是比他年轻得多的同学。被时代偷走的那十年，他用此后的一生去抢。

一

要讲 WebEx，得先讲一个在稻田里待了七年的人。

1948 年，朱敏出生在浙江宁波。那是个临海的城市，商人多，做事讲究精打细算、肯吃苦、认死理。这几样东西，后来都长在了朱敏身上，只是当时谁也看不出来。¹

他的少年时代，赶上了一个不太能由自己做主的年代。书读到一半，时代翻了一页。和那一代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，朱敏被一纸号召送下了乡——去农村，去稻田，去"接受再教育"。

那一去，是七年。

后来朱敏回忆这段日子，话说得很平，没有控诉，也没有自怜。他只描述一个具体的场景：农忙时节，凌晨两三点就得起来下田，一直干到晚上八点。十几个钟头，泡在水田里，弯着腰，把秧苗一株一株插进泥里，再把成熟的稻子一把一把割下来。²

我第一次听到这段经历时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
凌晨两三点到晚上八点。

这不是一天，是七年里数不清的许多天。

一个本该坐在教室里、本该读书、本该做梦的年轻人，把人生最好的七年，留在了水田里。

二

人在那种处境里，大概会有两种活法。

一种是认了。日子怎么过都是过，把腰弯下去，把脑子放空，熬一天算一天。

朱敏选了另一种。

他在田埂上、在收工后的油灯下，偷偷地看书。能找到的书不多，找到一本是一本。他后来说，那几年最怕的不是累，是脑子生锈——干一天活下来，人累得像散了架，可他逼着自己每天还要看几页书，哪怕只看几页。

这不是什么励志故事里的"主角光环"。那时候没人知道这么做有什么用。改不改得了命运，看不看那几页书，谁也说不准。读书这件事，在当时甚至有点危险，有点不识时务。

但朱敏认死理。他认定一件事：被偷走的时间，总有一天要抢回来。

机会在 1977 年来了。

那一年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。消息传到田间地头时，朱敏已经 29 岁。

他报了名。

考场里，他周围坐着许多刚从中学、工厂、农村重新挤回考场的年轻人。而他，一个在水田里弯了七年腰、29 岁的"老知青"，要和他们同场竞争同一张卷子、同一批录取名额。

他考上了。

1977 年恢复高考后，他考入原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。很多年后，这所学校并入浙江大学；所以今天回看，朱敏这段求学经历，也被写进了浙江大学的校史和校友叙事里。³

三

我常常想，30 岁上大学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

那个年纪的人，按理说该成家了、该立业了、该有个安稳的去处了。可朱敏在 30 岁这年，背着行李走进大学校门，坐进教室，身边是一群能当他弟弟的同学。

他最早学的是拖拉机设计与制造，属于很硬的机械工程底色。

这件事说出来有点反差——后来那个押注全球网络、定义了 SaaS 模式的"互联网拓荒者"，本科学的居然是机械。但仔细想想又不奇怪。机械工程教会人的，是一种很硬的东西：一个系统是由许多零件咬合而成的，每个零件都有它的受力、它的极限、它的容差；你要让整台机器跑起来，就得搞清楚每一个咬合点。

这种"把复杂系统拆成零件、再让零件严丝合缝咬在一起"的思维，后来贯穿了朱敏一生。无论是做软件，还是铺网络，还是看一家公司该怎么搭建——他骨子里都是个机械工程师，盯着的永远是"这台机器哪里会卡、哪里会断"。

本科几年，他读得极快、极拼。那种拼，不是少年人的争强好胜，而是一个被偷走了十年的人，对时间的报复性追赶。

别人读书是在用时间。

朱敏读书，是在抢时间。

四

1984 年，又一扇门开了。

那一年，朱敏以早期国家公派留学生的身份，拿到了去大洋彼岸斯坦福大学深造的机会。

我每次读到这一段，都会停下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

一个 36 岁的宁波人，几年前还在水田里割稻子，此刻提着一只旧箱子，站在硅谷的太阳底下，面对斯坦福的校门。文化、语言、年龄，样样都是障碍。

斯坦福那时已经是硅谷的心脏。它身边那一片当时还不起眼的小镇——帕罗奥图、门洛公园、桑尼维尔——日后会变成全世界科技梦想最密集的地方。

朱敏在斯坦福念的，是一个听起来有点拗口的专业：工程经济系统（Engineering-Economic Systems），拿了硕士学位。¹

这个专业，放在他的人生里看，其实很妙。它不是纯技术，也不是纯商业，而是夹在中间的那一层——研究怎样用工程的方法去算清楚经济账，怎样在资源、成本、效益之间做出最优的取舍。

一个学机械出身、又懂得算经济账的人。

这两样东西后来在 WebEx 身上合二为一：一边是死磕技术的工程脑，一边是死磕"客户值不值这个价"的生意脑。朱敏一个人，把这两半都占齐了。

五

在斯坦福之后，朱敏没有急着创业。

他先去了一些大公司，把硅谷这台机器的内部结构，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摸了个遍。

他在帕罗奥图的 IBM Scientific Center 做过技术。IBM 那时是计算机世界的"蓝色巨人"，代表着最正统、最庞大的工程体系。他在那里见识了大公司是怎么运转的——也见识了大公司是怎么迟缓的。

他还在 Price Waterhouse 做过技术管理工作，在一家叫 Expert Edge 的软件设计公司做过副总裁。¹

这些经历，外人看起来平平无奇——无非是一个移民工程师，在硅谷一步一步往上爬。

但朱敏在这些位置上，攒下了两样东西。

一样是技术的底子：他懂多媒体，懂实时通信，懂那些当时还很前沿、大多数人还看不懂的东西。后来他名下有二十多项专利，多与"基于互联网的实时交互式多媒体通信技术"有关——也就是说，早在大多数人还没听说"网络会议"这个词的时候，朱敏已经在专利意义上，把这件事想清楚了一部分。⁴

另一样，是对"大公司"的判断。

他在 IBM、在普华这种地方待过，亲眼看见过庞大的组织是怎样把一件本该很快的事，拖成一件很慢的事。这段经历在当时只是履历上的几行字，但它在朱敏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：

真正的机会，也许不在这些巨头的会议室里。

真正的机会，在他们看不上、或者来不及做的那些小事里。

这颗种子，要等到 1991 年才会发芽。那一年，朱敏 43 岁，决定不再替别人打工，自己开一家公司。

那家公司，叫 Future Labs。

但那是下一章的事了。

六

讲到这里，我想插几句题外话。

很多年以后，我成了朱敏创立的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。说"朱敏的员工"其实有点抬举自己——他是创始人，是 CTO，在金字塔的顶端；我只是合肥研发中心里千千万万个工程师中的一个，隔着半个地球、隔着无数层级。

但有一年，朱敏来合肥分公司视察，我还真站在台下，面对面听过他讲话。那天他的嗓音有些沙哑，人看起来像一个和气的小老头。可你只要想想他的履历就知道，那当然只是表面——能从宁波水田一路走到斯坦福、硅谷、纳斯达克的人，骨子里绝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和气老人。

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我和他之间有一根看不见的线。

因为我后来才知道，我每天上班打开的那套系统、那些代码背后的设计哲学，根子上是这个人定下来的。是这个在 48 岁左右再次出发的宁波人，决定了"会议要做成一种随时随地、即开即用的在线服务"，而不是一台摆在会议室里、需要专人伺候的昂贵机器。

我也是后来才知道——他真正把 WebEx 推上历史舞台时，已经过了很多人以为"该稳定下来"的年纪。

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。

我们这行，流行一种焦虑，叫"35 岁"。仿佛过了 35 岁，一个程序员就该被淘汰、该被嫌弃、该让位给更便宜更年轻的人。这种焦虑我自己也尝过，尤其是在快五十岁、整个团队被裁撤的那一年。

可朱敏的人生像一记耳光，轻轻打在这套逻辑上：

一个快三十岁才上大学的人。

一个 43 岁才第一次创业的人。

一个 48 岁左右再次创业、52 岁把公司推上纳斯达克、59 岁见证它被思科以 32 亿美元收购的人。

他这一辈子，许多事都比别人"晚"。下乡耗了七年，上学晚了十年，第一次创业已经 43 岁。可他偏偏什么都没耽误。

因为他认死理的那件事是对的：

被偷走的时间，是可以抢回来的。前提是，你别先放弃自己。

七

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 1980 年代末的硅谷。

那时的朱敏，四十出头，英语带着口音，头发开始花白。他在一家又一家公司之间辗转，看起来，他完全可以就这么安稳地做下去——做一个受人尊敬的资深工程师，拿一份体面的薪水，在硅谷买一栋房子，等着退休。

按照那个年代大多数移民工程师的剧本，这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了。一个从水田里走出来、最后在硅谷扎下根的中国人，已经赢了。

但朱敏的心里，始终有一团没烧完的火。

那团火，是七年水田烧起来的。是凌晨两三点弯腰插秧时烧起来的。是油灯下偷看那几页书时烧起来的。

它一直在那儿，催着他往前。它让他没法满足于"安稳"和"体面"。它逼着他去想一个危险的问题：

我这辈子，到底能不能从零开始，造出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？

1991 年，他决定试一试。

那一年，他离开了打工的位置，创办了 Future Labs。

那是他的第一次"从零到一"。

那一次，不会按他最初设想的方式成功。

他会一头撞上当时如日中天的微软，会把公司卖给 Quarterdeck，会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，问自己一句：接下来怎么办？

而正是那次挫折，正是挫折之后那场苛刻的自我反思，才真正点燃了后来的 WebEx。

一个学机械的人懂得：零件断了，不一定是坏事——只要你搞清楚它为什么断，下一台机器，就能造得更结实。

朱敏即将搞清楚，自己这台机器，第一次，断在了哪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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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人问朱敏：你最大的本钱是什么？ 他没有说技术，没有说斯坦福，也没有说那二十多项专利。 被偷走的那七年，本该是一个人最大的不幸。 可朱敏把它熬成了别的东西——一种近乎固执的、对时间的不肯认输。 这，才是 WebEx 真正的第一块基石。